政大機構典藏-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NCCUR):Item 140.119/12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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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從「居委會大媽」到「社區工作者」：國家治理性在城市社區 From「Dama」to Community Social Worker: Governmentality in urban community
Authors:	施旦旦 Shi, Dan-Dan
Contributors:	王增勇 Wang, Tsen-Yung 施旦旦 Shi, Dan-Dan
Keywords:	居委會大媽社區工作者社區工作知識權力論治理性 Dama Community worker Community social work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 Knowledge Governmentality
Date:	2019
Issue Date:	2019-04-01 15:06:08 (UTC+8)
Abstract:	本研究以杭州市上羊市街社區居委會為研究場域，試圖探討在中國本土脈絡下，居委會社区工作者的處境如何，他們如何在社區居委會中進行「社區工作」？從居委會大媽到社區工作者，如何通過不同的社區工作論述來看到國家治理性在社區層面的展現？透過民族誌的田野觀察，本文發現：在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治理性下，社區制成為城市基層人口治理的主要制度。國家透過行政化的收編，不斷增加對社區居委會的任務下派，身處其中的社區工作者面臨作為居民「頭」和政府「腿」的實質困境，并趨向成為社區基層官僚。演戲作假是社區工作者應對國家治理性而發展出來的工作知識，社區工作者將自己規訓為前檯演員和編造文本作業來滿足上級對社區治理的期待。而大量的文本作業主導了社區工作者的日常行動邏輯，強化了國家的遙遠治理。而人情成為社區工作者在演戲作假的過程中，另外長出來的一種治理性。人情手法來自於居委會大媽如何進行居民工作，體現國家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治理性下，以單位制的人口治理為主，居委會為輔，透過知根知底、充滿照顧特質的婆婆媽媽實現對居民區的低成本治理。人情手法延續在目前的社區工作者身上。社區工作者通過人情建構彌補在地梳理感，拉攏居民骨幹，動員居民參與活動來達到「以私利公」。演戲作假和人情手法共同構成社區工作者的工作知識和實務智慧，也是在應對國家治理性下，社區工作者自身所形成的對於社區的治理性表達，讓我們看到了在中國社區，治理性的流動和更為細緻的部分以及身處其中的社區工作者所擁有的自主能動性。與人情手法相對，專業手法是近來興起的一套社區工作論述，背後是國家企圖用專業知識論述規訓社區工作者成為專業性的基層官僚，來達到專業化的社區治理效果，并透過專業證照排除了不會考試的「活神仙」社區工作者。對於社區工作者來說，「背鍋俠」反映社區工作者不斷靠近體制后所面對國家與居民之間的永恆張力，是處在夾縫中的社區工作者的集體命運。從居委會大媽到專業社區基層官僚，從婆婆媽媽到治理性下「垃垃圾圾的工作」。社區工作呈現為附屬性、無所不包的「垃圾」工作。垃圾桶般的存在，使得社區工作者必須發展出不同的工作手法來迎合國家治理性的不同要求，而并沒有單一的、固定的治理性。國家引進西方的專業論述從而造成知識生產與在地實踐的割裂，也使得我這個受過專業社工教育的人反思：我們如何在社工教育和知識生產中增添在地性的東西？我們的社工專業教育到底缺失了什麼？ This study takes Shangyang Community in Hangzhou as a research field, trying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of community workers and how they work in Chinese community context. From Dama to the community workers, this thesis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community woorkers conduct governmentality. With the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Under the current governmentality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ommunity has become the main system. The community workers must face dilemmas between the "head" of the residents and the "legs" of the government, and become street bureaucrats in community. Under the community system, community workers have to conduct acting as governmentality, and self-discipline themselves as actors and text-based assignments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governmentality.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text assignments dominate the daily action logic of community workers, and then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remote governance. For community workers who are street bureaucrats, the humanistic approach comes from Dama’ committees’ work. The Dama emphasizes the local people`s sentiments to visit the residents, and mediate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residents, reflecting governmentality of the government’s socialist planned economic. With the population of Danwei units as the main governance way supplemented by the residents committee, the humanistic approach of Dama has become a popular management at a low cost. Acting and humanistic approach both constitute the work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wisdom of community workers. They are also the community workers’ governmentalities to respond to national governmentality. Through community workers’ governmentalities, Let us see the mobility and more detailed parts of governmentality in the Chinese urban community. In contrast to humanistic approach, professional approach is based on national will.The government’s attempt is to us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discipline community workers to become professional street bureaucrats to help achieve professional community governmentality. The government emphasizes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professional status of community work, and excludes the “good” community workers who do not pass the test through professional licenses. The community workers between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he country, and finally act as "back pots". “Back Pots” reflect the eternal tension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residents. It is the collective destiny for all community workers. From Dama to professional street bureaucrats, community work is presented as an adjunct and all-encompassing "garbage" job. The community workers have to develop different work methods to meet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governmentality.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for local community work to develop a unique knowledge of its own. While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s western professional work as a sourc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fragmentation and loss of knowledge in production and local practice cannot be ignored. And also makes me introspect: how do we add locality to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What is the missing part in our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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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博士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103264503
Source URI: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0103264503
Data Type:	thesis
DOI:	10.6814/DIS.NCCU.GISW.002.2019.F04
Appears in Collections: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and Social Work] 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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