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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13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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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 會所的夥伴關係如何可能－成為會所職員的行動歷程
Partner relationships in clubhouse might become the course of action of the staffs in clubhouse |
| Authors: | 李佳臻
LI, Jia-Jhen |
| Contributors: | 王增勇
Wang, Tsen-Yung
李佳臻
LI, Jia-Jhen |
| Keywords: | 會所模式
夥伴關係
行動研究
Clubhouse model
Partnership
Action research |
| Date: | 2022 |
| Issue Date: | 2022-03-01 17:55:51 (UTC+8) |
| Abstract: | 這是一篇透過行動研究方法，記述一位帶著主流社會工作教育經驗的學生（我）在會所中進行實踐的反映回觀歷程。我在會所的實踐歷程中，行動位置有三個階段的轉移：實習生、志工、工作者。我的研究起點是我在實習生階段經驗到過去我在學習經驗中的不夠，於是藉由與實踐中的經驗故事進行對話找到會所夥伴關係以及行動框架如何可能。透過在實踐中的梳理，讓我對於「助人關係」、「怎麼認識人」有了不同維度的思辨並找到一個在會所中可能的「工作方法」。
首先，我先看見了在助人關係中，「跨越專業界線」、「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情緒與感受」、「在互動中同在、共感」為助人關係帶來的可能性，這同時讓我回頭去思辨學校教育所帶給我的那一套專業關係之於實踐行動意義，重新找回並重新定義專業關係知識之於我的意義感，讓這些學習之於我不再僅是順應主流、配合體制讓他者認同的專業形象的標籤。
再者，我認識了在會所中是以一種「社群觀」在看待並發展一個人，而這樣的社群觀對於助人關係也帶來了一種轉化。這種轉化主要是透過社群的「空間設計」、「價值理念」、「集體行動」的三個向度為人的發展以及關係的進展帶來不同的可能性。
最後，我是帶著對於「助人關係」、「人觀」的重新認識，尋找在會所中可能的夥伴關係「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可以進一步拆解為「一起工作」、「一起討論」以及「一起決定」三個層次，而這三個層次除了受到會所的工作哲學觀、會所準則影響外，更是鑲嵌在社會福利體制以及精神醫療體系中。我在過程中也實際經驗到會所夥伴關係實現的不容易，但同時也沒有放棄在這些不容易中努力掙扎找路。
The following is an action research method describing the experience of a student (me) with Mainstream Social Work education experience practicing the reflection process in clubhouse. During the course of my practice in the clubhouse, there are three stages of shift in my action positions: trainee, volunteer, and staff.
The starting point of my research was that during my intern, the knowledge I had acquired was not enough. Therefore, I found out how a clubhouse partnership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is possible by having a dialogue with the experience stories in practice. Through organizing thinking in practice, I hav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inking about "helping relationships" and "how to get to know people" and found a possible "working method" in the clubhouse.
First of all, I saw the possibility of “crossing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truly expressing one’s emotions and feelings”, and “being present and empathizing in interactions” in helping relationships. I went back to contemplat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et of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taught by school education in practical action, and rediscover and redefine the meaning of the knowledge of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to me, so that these learnings for me are no longer just conforming to the mainstream, which is a label that matches the professional image that aligns with the system.
Furthermore, I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a person is viewed and developed with a "community view" in the clubhouse, and this kind of community view has also brought about a transformation in helping relationship. This method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which are "spatial design", "value concept" and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mmunity to bring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relationships.
Finally, wit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helping relationships" and "personhood", I was in search for "possible partnership working methods" in the clubhouse. Working methods can be further broken down into three levels: "working together", "discussing together" and "deciding together", and these three levels are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club`s work philosoph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Clubhouse Programs, but also embedded in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and the psychiatric system. In the process, I also actually experienced the difficulty of realizing the clubhouse partnership, but at the same time, I did not give up trying to find a solution to all these problems. |
| Reference: | Reinhard（2002年11月25日）。社會工作專業性。漂流社工電子報，23。2021年 7月1日， 取自：https://mypaper.pchome.com.tw/fsw0621/post/1803460。
方昱（2013）。我往那裡走，因為那裡看不見路: 我的十年社工小革命。臺北市：時報出版。
王行（2013）。我們如何製造了專業化的趨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2，225-243。
王盈婷（2016）。思覺失調症患者接受精神衛生專業服務之烙印經驗—專業人員的絆與伴（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臺南市。 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d7ufg4
王增勇 （2014）。 後證照時期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如何自我解殖？。玄奘社會科學學報，12，1-18。
王增勇（2007）。實務與學術合作研究的爭議（回應楊培珊教授）。2020年5月2日，取自：http://tywangster.blogspot.com/2007/11/blog-post_4948.html
任依島（2019）。屋簷下的交會：當社區關懷訪視員走進精神失序者的家。臺北市：游擊文化。
吳文正（2011）。以資源為基礎探討我國精神障礙者會所經營管理之模式（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程（EMBA）非營利事業管理組，台北市。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x83b38
呂又慧（2016）。跨國精障社群的建構： 台灣精障會所的在地實踐（博士論文）。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臺北市。 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9kwuq3
呂又慧、梁瓊宜（2016）。 從病人到人－專業關係再建構？精障會所工作者之主體生成歷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3，129-170。
呂又慧、戴雅君（2011）。社區精神復健的另類服務：以新北市慈芳關懷中心的 「會所模式」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36，308-330。
宋麗玉（2012）。女性主義與社會工作。載於宋麗玉（主編），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第四版）（393-426頁）。臺北市：洪葉文化。
李宗派（2003）。探討個案管理概念與實務過程。社區發展季刊，104，307-320。
李郁緻（2019）。位置決定腦袋？談研究者的各種位置。載於林逢祺、洪仁進（主編），教育的理則：教育學核心議題（三）（221-234頁）。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李增祿（2012）。 社會工作概論（第七版）。臺北市：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阮新邦（2005）。批判诠释论与社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平（2012）。論述分析。載於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93-132頁）。臺北市：臺灣東華。
林秀幸（2004）。清代東勢地區的社群互動和社會型態（social form）。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臺北市：客家委員會。
林香君（2015a）。立於實踐—我對自我敘說研究方法的辨識與選擇。應用心理研究，63，189-238。
林香君（2015b）。在互為主體性中建構主體性：以批判實踐取向敘說與對話為方法的教學實踐。教育實踐與研究，28（2），181-212。
林香君（2015c）。置身處境、在地實踐：走一條主體性的專業發展道路。應用心理研究，63，51-104。
林修雯（2009）。在會所遇見精神障礙者-一個社工的轉向（碩士論文）。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臺北市。
社團法人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無日期）。協會服務—台北市向陽會所[公告]。臺北市：社團法人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2019年11月22日，取自：https://www.tpmra.org.tw/node/73
施盈廷、劉忠博、張時健（譯）（2011）。批判理論：政治與意識型態面向。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反身性方法論: 質性研究的新視野（原作者：Alvesson, M., & Sköldberg, K.）（171-224頁）。新北市: 韋伯文化國際。（原著出版年： 2000）
柯麗評（2009）。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互動過程權力關係之運作。應用心理研究，(43)，149-175。
范僑芯（2019）。精神障礙者對專業人員之主觀感受如何影響復健與復元 ─以某日間病房為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嘉義縣。 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938e9h
夏林清（2020）。家是一個張力場：歷史視野下的家庭關係轉化。臺北市：心靈工坊。
夏林清、中華民國基層教師協會（譯）（1997）。行動研究方法導論—教師動手做研究（原作者：H. Altrichter, P. Posch & B. Somekh）。臺北市：遠流出版。（原著出版年：1993）
張亙（譯）（2018）。主體性與真相（原作者：M. Foucault）。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80）
張怡松（2010）。主體性 Subjectivity。文化研究@嶺南, 21（1），13。
張苙雲（2009）。醫療與社會：醫療社會學的探索。臺北市：巨流出版。
張雪君（2007）。田野工作經驗之反思。社會科教育研究，12，179-203。
張貴傑（2015）架構理論與實務知能的教與學： 社會團體工作的教學設計與反思。臺大社工學刊，31，217-240。
曹寶玉（2014）。重返社區之路：會所模式中的過渡性就業（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台北市。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x7y255
曹寶玉、余漢儀（2015）。重返社區之路：會所模式中的過渡性就業。臺灣社會工作學刊，15，1+3-49。
畢恆達（1996）。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27-44頁）。臺北市：東大。
畢恆達（1998）。社會研究的研究者與倫理。載於嚴祥鸞（主編）， 危險與秘密—研究倫理（31-83頁）。臺北市：三民。
許雅惠（2019）。我們能做朋友嗎？：反思保護性社會工作的專業關係。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5（2），57-108。
許誌庭（2013）。學位論文形構南洋籍婚姻移民論述之分析。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3（2），1-45。
許臨高、顧美俐（2016）。社會個案工作的專業關係。載於許臨高（主編），社會個案工作 : 理論與實務（127-180頁）。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郭俊賢（譯）（2002）。質化與量化的研究設計。載於于雪祥（編），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原作者：Neuman, W.L.）（219-279頁）。臺北市：學富文化。（原著出版年：2000）
郭姵妤（2011）。實踐者主體生成與轉化： 同志、會所社工與家庭關係的交織連動（碩士論文）。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臺北市。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9y6k93
郭姵妤（2014）。阿珠上班去：建制論述中消失的「人」。社會分析，(9)，151-176。
陶蕃瀛（2004）。行動研究：一種增強權能的助人工作方法。應用心理研究，23，33-48。
陶蕃瀛（2012）。 社會工作、證照與專精化反思。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2（1），65-77。
喬潔瓊（2017）。從繪畫團體到展覽行動：精神障礙者的主體經驗（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臺北市。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a98prv
彭仁郁、王紹中（譯）（2019）。臨床的誕生（原作者：M. Foucault）。臺北市：時報出版。（原著出版年：1976）
曾仁杰（2014）。邁向復元之路—優勢觀點社會工作處遇關係之內涵與歷程研究（博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南投縣。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5y666f
曾淑欣（2011）。會所模式下精障者邁向獨立生活的歷程─以伊甸活泉之家為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臺北市。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
曾華源（2016）。社會工作發展趨勢與臺灣專業教育的對應。 社區發展季刊，155，3-16。
曾瓊儀（2017）。思覺失調症者與社會工作者專業關係樣態之研究-以社區精神復健機構為例（碩士論文）。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臺中市。 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69w945
游毓君（2015）。服務對象眼中的助人關係─兒少家內性侵害被害人接受社工服務之經驗探究（碩士論文）。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臺中市。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g5fj94\\
黃克先（2012）。助人專業與多元情緒勞動：社工員與常民助人者服務外籍配偶的比較研究。台灣社會學，24，99-154。
黃秀香（2003）。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 社區發展季刊，104，321-341。
黃源協（2007）。 專業主義、新管理主義與最佳價值—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挑戰與回應。 社區發展季刊，120，85-105。
黃聖桂（2017）。社會工作專業「環境知識系統」之建構初探。社區發展季刊，158，316-327。
黃嬡齡（2018）。治療性社區玉里模式的在地實踐。載於蔡友月、陳嘉新（主編），不正常的人？台灣精神醫學與現代性的治理（505-554頁）。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鄒川雄（2003）。生活世界與默會知識：詮釋學觀點的質性研究。載於齊力、林本炫（主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19-53頁）。嘉義縣：南華大學社會所。
廖榮利（1983）。社會個案工作。臺北市：幼獅文化。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19年7月17日）。臺北市精神障礙者會所DM【宣傳單張】。臺北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2019年11月11日，取自https://dos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8AEAE2DA1701AC40&sms=CC77F39CC7E6BCA0&s=068A6CE5BD3B7339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原作者：M. Foucault）。臺北市：桂冠圖書。（原著出版年：1977）
劉玉鈴（2002）。女性社工員性別意識對專業關係的影響∼以婚姻暴力防治社工員為例（碩士論文）。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臺中市。 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6ab65
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勞動部、內政部、法務部（2021年07月29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114 年）。取自：https://topics.mohw.gov.tw/SS/cp-4515-62472-204.html
鄧湘漪（2016年08月01日）。鄧湘漪老師簡介。[公告]。台中市：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2021月10月26日，取自：https://sociwork.thu.edu.tw/%E9%84%A7%E6%B9%98%E6%BC%AA-%E8%80%81%E5%B8%AB/
鄭怡世（2020）。「處境學習」在社會工作教育中的運用：以大學部「社會工作研究方法」課程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2，57-93。
鄭麗珍（2012）。馬克思主義與基變觀點。載於宋麗玉（主編），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第四版）（363-392頁）。臺北市：洪葉文化。
賴文恩、李秉學（2016）。以「雙重詮釋」概念，理解質性研究之多元面貌。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5（4），351-358。
謝秀芬（2010）。社會個案工作 : 理論與技巧（第三版）。臺北市：雙葉書廊。
謝錦桂毓（2010）。 做自己是最深刻的反叛。臺北市：麥田出版。
簡春安、趙善如（2008）。社會工作的本質。載於簡春安、趙善如（主編），社會工作哲學與理論（2-23頁）。臺北市：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藍佩嘉、羅融（2005）。一個質性研究的誕生－以家務移工的研究為例。婦研縱橫，76，22-30。
羅美麟（2017）。把生活找回來—演慈康復之家的生活取向服務模式（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臺北市。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9556d8
Anderson, S. B. (1998). We are not alone: Fountain Hou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ubhouse culture. Fountain House.
Andres B,A. (2008). CHAPTER 2:LITERATURE REVIEW—Clubhouse Model. In B,A, Andres (Eds.), Relationships among leadership skills and program effectiven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ubhouse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pp.36-53). MN：Capella University
Angell, B., & Mahoney, C. (2007). Reconceptualizing the case management relationship in intensive treatment: A study of staff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in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34(2), 172-188.
Anthony, W. A., & Blanch, A. (1987). Supported employment for persons who are psychiatrically disabled: An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perspective.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Journal, 11(2), 5-23.
Biestek, F. P. (1957). 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Brammer, L. (1988). Chapter4: The helping process. In L, Brammer (Eds.), The helping relationship: process and skills (4th ed.) (pp.47-68).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Brun, C., & Rapp, R. C. (2001). Strengths-based case management: Individuals` perspectives on strengths and the case manager relationship. Social work, 46(3), 278-288.
Burns, T. (2010). The rise and fall of 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22(2), 130-137.
Caldwell, B., & Woods, J. (2000). Interventions in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In Hughes, R., Weinstein, D., & Baron, R. (Eds.), Best practices in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pp. 185-211). Columbia, M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Carolan, M., Onaga, E., Pernice-Duca, F., & Jimenez, T. (2011). A Place to Be: The Role of Clubhouses in Facilitating Social Support.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Journal, 35(2), 125-132.
Chen, F. P., & Oh, H. (2017). Building a working community: staff practices in a Clubhouse for people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in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44(5), 651-663.
Chen, F. P., & Oh, H. (2019). Staff views on member participation in a mental health clubhouse. 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27(3), 788-796.
Clubhouse International (2018).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Clubhouse programs.
Clubhouse International (2019a). What clubhouses do. Retrieved from http://clubhouse‐intl.org/what‐we‐do/what‐clubhouses‐do/
Clubhouse International (2019b). International Directo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clubhouse-intl.org/search_form.php
Coniglio, F. D., Hancock, N., & Ellis, L. A. (2012). Peer support within clubhouse: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48(2), 153-160.
Deci, E. L., & Ryan, R. M.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 227-268.
Delgado, M., & Staples, L. (2008). Chapter5: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M, Delgado. & L,Staples (Eds.),Youth-led community organizing: Theory and Action (pp.96-11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i Masso, J., Avi‐Itzhak, T., & Obler, D. R. (2001). The clubhouse model: An outcome study on attendance, work attainment and status, and hospitalization recidivism. Work, 17, 23-30.
Doyle, A., Lanoil, J., & Dudek, K. (2013). Fountain House: Creating community in mental health pract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lickman, M. (1992). " What if nobody wants to make lunch?" Bottom line responsibility in the clubhouse.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Journal, 16(2), 55-59.
Hallinan, L. and Nistico, H. (1994). From pedestal to personhood: Staff in the clubhouse. In National Mental Health Services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FSW) (2014). Proposed 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 Retrieved from http://www.ifsw.org/
Jackson, R. L. (2001). The clubhouse model: Empowering applications of theory to generalist practice.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Joanne,T. & Rose,M,J. (1996). Problem-solving theory and social work treatment. In F. J. Turner (Eds.), Social work treatment: 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4th ed.) (pp. 503-522). N.Y.: Free Press.
Kanter, J. (1989). Clinical case management: Definition, principles, components. Psychiatric Services, 40(4), 361-368.
Kinn, L. G., Tanaka, K., Bellamy, C., & Davidson, L. (2018). “Pushing the Boat Out”: A Meta-synthesis of How Members, Staff and Family Experience the Clubhouse Model.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54(8), 1199-1211.
Lee S. & Reva S. (2008). The clubhouse model: mental health consumer—provider partnerships for recovery. Advances in Medical Sociology 10, 177-196.
McCracken, G. (1988). The four-step method of inquiry. The long interview, 30-49.
Meagher, B. R. (2020). Ecologizing social psychology: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s a necessary constituent of social process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4(1), 3-23.
Norman, C. (2006). The Fountain House movement, an alternative rehabilitation model for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members’ descriptions of what work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aring Sciences, 20(2), 184-192.
Padgett, D. K., Henwood, B., Abrams, C., & Davis, A. (2008). Engagement and retention in services among formerly homeless adults with co-occurring mental illness and substance abuse: Voices from the margins.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journal, 31(3), 226.
Payne, M. (2014). Chapter5: Crisis and task-centered prcctice. In M, Payne (Eds.), 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 (4th ed.) (pp. 127-148). Chicago, IL: Lyceum Books company.
Pernice-Duca, F., & Onaga, E. (2009). Examining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network support to the recovery process among clubhouse memb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12(1), 1-30.
Prince, J. D., Ansbrow, J., Bennedict, A., DiCostanzo, J., Mora, O., & Schonebaum, A. D. (2017). Making connections: Severe mental illness and closeness with other people. Social Work in Mental Health, 15(1), 1-13.
Raeburn, T., Schmied, V., Hungerford, C., & Cleary, M. (2014). Clubhouse model of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How is recovery reflected in documen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nursing, 23(5), 389-397.
Rouse, J., Mutschler, C., McShane, K., & Habal-Brosek, C. (2017). Qualitative participatory evaluation of a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 for individual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46(2), 139-156.
Saleebey, D. (2013). Chapter1：Introduction: Power in the people. In D, Saleebey (Eds.),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6th ed.) (pp. 1-24). Boston, Mass: Pearson.
Schonebaum A.D., Boyd J.K. & Dudek K.J. (2006). A Comparison of Competitive Employment Outcomes for the Clubhouse and PACT Models. Psychiatric Services 57, 1416-1420.
Sinai-Glazer, H., & Krane, J. (2021). Navigating helping relationships amidst heavy workloads: A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of social workers’ account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1(4), 931–950.
Staples, L., & Stein, R. (2008). The clubhouse model: Mental health consumer—provider partnerships for recovery. Advances in medical sociology: Patients, consumers and civil society, 10, 177-196.
Tanaka, K., & Davidson, L. (2015a).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the core component of clubhouse life: The work-ordered day. Psychiatric Quarterly, 86(2), 269-283.
Tanaka, K., & Davidson, L. (2015b). Reciprocity in the Clubhouse Cont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19(2),21-33.
Tanaka, K., Craig, T., & Davidson, L. (2015). Clubhouse Community Support for Life: Staff—Member Relationships and Recover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and Mental Health, 2(2), 131-141.
Tanaka, K., Davidson, L., & Craig, T. J. (2018). Sense of clubhouse community belonging and empower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64(3), 276-285.
Tsang, A. W., Ng, R. M., & Yip, K. C. (2010). A six-month prospective case-controlled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the clubhouse rehabilitation model on Chinese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East Asian Archives of Psychiatry, 20(1), 23-30.
Vanderplasschen, W., Wolf, J., Rapp, R. C., & Broekaert, E. (2007).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models of case management for substance-abusing populations.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39(1), 81-95.
Vorspan, R. (1985). Staff/member relationships in the clubhouse model. The Fountain House Annual, 3, 1-4.
Vorspan, R. (1999). Clubhouse relationships need work. In 10th International Clubhouse Seminar. Toronto.
Wang, F. T., & Lu, Y. H. (2013). Chinese cultural variation on the clubhouse model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f-Help & Self-Care, 7(2),167-192.
Weick, A., Rapp, C., Sullivan, W. P., & Kisthardt, W. (1989). A strengths perspective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34(4), 350-354.
Wong, K. F. (2010). Implementation of Clubhouse model programme: perception of mental health nurse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and mental health nursing, 17(8), 750-753.
Zipple, A. M., Selden, D., Spaniol, L., & Bycoff, S. (1993). Leading for the futur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uccessful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 managers. 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Journal, 16(4), 85-94. |
| Description: | 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
107264016 |
| Source URI: |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0107264016 |
| Data Type: | thesis |
| DOI: | 10.6814/NCCU202200302 |
| Appears in Collections: | [社會工作研究所] 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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