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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10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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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 王朝體制與熟番身分： 清代臺灣的番人分類與地方社會
The dynasty system and Shu Fan identity ： classification of Fan aboriginals and local society in Taiwan in Qing dynasty |
| Authors: | 鄭螢憶 |
| Contributors: | 詹素娟
鄭螢憶 |
| Keywords: | 番人分類
熟番身分制
熟番
生番
新清史
The classifity of Fan aboriginal
Shengfan（raw aborigines）
Shu fan（cooked aborigines）
Shu fan identity system
New Qing History |
| Date: | 2017 |
| Issue Date: | 2017-03-01 17:11:20 (UTC+8) |
| Abstract: | 本文試圖從歷時化的角度，說明清代番人分類體制形成的過程及對地方社會熟番社的作用。在康熙朝，官方的番社分類系統──「野番、土番」，是在賦稅認知下展開，並不具有文明化的概念；至康熙末年，對番人的分類稱謂才從「野番、土番」轉變至「生番、熟番」。此分類體系，至雍正朝逐漸產生變化。雍正3年（1725）生番歸化潮的終止，讓官員面臨如何在原本的「生、熟」分類體系中，安排界外納餉番社的問題，而在原分類中增添「歸化生番」類型。
進入乾隆朝以後，乾隆皇帝基於「國家統馭體制」（生、化在外，熟番在內），不願歸化生番移入界內，強制性地閉鎖番人之間身分屬性的流動。伴隨實體番界的強化，官員們開始以「番界內外」、「納稅與否」為標準區別番人，並將分類化約成「界內熟番、界外生番」，模糊了的化番角色。為了確立熟番類屬，官方開始制定一系列相應的熟番政策，形成所謂「熟番身分制」，且賦予番社行政性的「熟番特徵」。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的一系列熟番政策，表面看來似有規範個人身分的傾向，實際上仍以「番社」作為區別的單位，甚至在隘、屯等制度執行上，其員額與租額分配是以番社為單位，無形中強化了番社對番人的支配。
身分制的落實，維繫地方社會「熟番」與「漢民」的群體界線，也影響兩者互動的關係。在岸裡社群對於「水利、山林與土地」控制的例子可知，身分制的作用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皆有不同程度影響的展現。其中影響甚深之處，反是王朝支配權力薄弱的「番界邊區」。無論是山產交易或界外埔地的控制，熟番們皆利用身分制的保護，具有能動性進行策略選擇，甚至與他者競爭。不過，熟番社所競逐的利益，並未能雨露均霑，在部落階層化的前提下，大多數的利益集中在部落上層菁英手中。這也這也埋下19世紀熟番遷徙與身分轉換的誘因。
19世紀前期，熟番身分制發生轉變，隨著熟番遷徙、帝國版圖擴張，官方再度重啟「番人身分轉換」機制，提供生番、化番轉為熟番的可能性。進入光緒朝後，番人分類體制鬆動變得更加劇烈。在「番人教化觀」與「普天之下皆是赤民」的雙重概念前提下，沈葆楨等官員們主導的番政變革，將目光轉向山地的「生番」，並開始刻意讓原本清晰的番人類屬趨於混同。作為行政分類的「熟番」類屬，也正式消失於官方的番人分類框架。與之同時，成為「熟番」的部落開始經歷劇烈變動，岸裡社熟番為了生存，分別採取遷徙、隱匿身分於當地社會或改信基督教信仰等不同的生存策略。
然而，官方制定的「熟番、漢民」的人群類屬，僅停留在制度層面，未成為地方人群區分彼此的稱謂。熟番只有在面臨官方行政事務或區分生番族群時，行政性「熟」的特質才發揮作用。地方人群邊界的劃分，主要是來自族群性「番、人」之別。這樣的區別，並未受熟番身分制取消的影響，而依然維繫至改朝換代。終清一代維繫「番、人」這條隱形界線的機制，卻是熟番身分制與熟番族群性交互作用使然。因此，熟番社也以行政性「熟番特徵」、族群性「番人傳統」兩組符號，形塑我群邊界。
總結來說，本文認為所謂的「熟番身分」，不是帝國對番人文化表徵的分類觀，而是治理臺灣地方社會的統治制度。清官員將行政性的「熟」與族群性的「番」連結，符合熟特徵的人群，自然納入熟番的範疇。於此清廷治理下的「熟」番社不再具有血緣上的意義，人群藉由婚姻、收繼等關係進入番社，成為帝國統治下的熟番。身分制的落實，也讓熟番社更具有能動性的選擇與他者互動的策略，甚至與之競逐。一直到19世紀末因相應制度的崩解，才逐漸加速熟番身分符號的改變；番人從番社解析出來，開始走向一個由「番到人」的道路。
The article try to use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to illustrate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Fan aboriginals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Shu Fan（cooked aborigines） tribe in local society. The official way to separate Taiwan aboriginal as “Ye Fan”, “Tu Fan” was based on the tax payment in Kang Xi dynasty，but it transferred to “Sheng fan（raw aborigines）” , “Shu Fan（cooked aborigines）”in late of Kang Xi dynasty. The officer added the new type: “ naturalized Sheng fan” todescribe the Shu fan（cooked aborigines）who lives beyond the boundary but still pay tax after the end of the Sheng fan naturalization in Yong Zhe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State - controlled system”, Emperor Qian Long wouldn’t move the naturalized Sheng fan into the boundary and locked the Fan’s identity compulsively.With the strengthen of the Aboriginal Boundary, the officer start to use “boundary” or “tax payment” as a standard to separate the Fan and reduce the category to Shu Fan inside the border or Sheng Fan outside the border.
Then the officer used lots of systems for distinguish the type of Shu Fan to build the Shu Fan identity to shape of the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u fan tribe.This administrative identity system is based on tribe, not on individual person.However, the Shu Fan identity system collapsed slowly because the transferred of official system in 19th Century. Finally, Shu Fan , as an official administrative category, disappeared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 in late of 19th Century.
The implement of identity system in middle of 18th Century maintained the ethnic border of Shu Fan and Han at local society, it also affected the way they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As an example: The An-li tribe try to control the waterpower, mountain and land, displayed the identity system had different influenc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At the same time, Shu fan tribe began to experience dramatic changes, In order to Survive, the An-li tribe adopted different strategies such as migration, concealment in the local community, or conversion to Christian faith.
However, the category of Shu Fan and Han from official position only stay at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level, it didn`t become the way for local people to distinguish each other.Shu, as an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istic, just used at facing the official administrative work or separated Sheng Fan from themselves for Shu Fan. Fan and Han, as an ethnic characteristic, is the main way to distinct crowd at local.This kind of distinction did not affect by the abolishment of Shu Fan identity system, it still existed although the empire was replaced by a new one.
The reason of this invisible border can be maintained in the whole Qing Dynasty is based on the Shu Fan’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dentity system and ethnicity.So, the tribe also used the Shu Fan as an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istic and aboriginal as an ethnic characteristic to build their ethnic border.
In conclusion, what we talk about Shu fan（cooked aborigines） identity in Qing dynasty is not about the category of culture characteristic, is about the system to manage local society in Taiwan. The Qing officers combined the Shu of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istic and Fan of ethnic characteristic, the crowd who mee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hu would be classified as Shu Fan. So the Shu Fan tribe no longer had meaning of consanguinity in Qing dynasty, people become to Shu Fan by marriage or inherit into tribe. The implement of identity system made Shu Fan had more agency selection and strategy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The collapse of system make the symbol of identity change faster, Fan aboriginals was distilled from tribe and become to Ha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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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 1800). Stanf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臺灣邊疆的治理與 政治經濟（1600-180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Elliot, Mark C.
2001 The Manchu Way :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rossley, Pamela Kyle, Siu, Helen, and Suttoneds, Donald S. eds.
2006 Empire at the Margins :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三、期刊論文
（一）中文期刊論文
王甫昌
2016 〈由「地域意識」到「族群意識」：論臺灣外省人族群意識之內涵與緣起，1970-1989〉，頁181-256。收錄於蕭阿勤、汪宏倫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中村孝志
1997 〈十七世紀臺灣鹿皮之出產及其對日貿易〉，收錄於氏著，《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頁81-120。臺北：稻鄉出版社。
尹章義
1989 〈臺灣北部拓墾初期「通事」所扮演之角色與功能〉，收錄於氏著，《臺灣開發史研究》，頁173-278。臺北：聯經出版社。
王明珂
1993 〈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界點〉，《新史學》4（2）：95-120。
王明燦
2011 〈文獻史料記載的王得祿：以其賜功榮賞與在鄉里活動為中心〉，《大同技術學院學報》19：253-278。
王政文
2016 〈近代臺灣基督徒的婚姻網絡——以滬尾、五股坑教會信徒為例〉，《新史學》271（1）：175-246。
王泰升
2015 〈臺灣法律史上的原住民族：作為特殊的人群、地域與法文化〉，《臺大法學論叢》44（4）：1639-1704。
吳奇浩
2006 〈由《淡新檔案》看清末臺灣番社租榖之「名」與「實」〉，《國史館學術集刊》7：45-83。
吳學明
1984 〈北部臺灣的隘墾組織——以「金廣福」為例〉，《臺北文獻》，直字第76期：161-230 。
1999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入臺初期的一個面相——「靠洋勢」〉，《國立臺南師範大學鄉土文化研究所學報》1：101-130。
李文良
2005 〈清代臺灣岸裡社的地權主張：以大甲溪南墾地為例〉，《歷史人類學學刊》3（1）：1-29。
2006 〈晚清臺灣清賦事業的再考察——「減四留六」的決策過程與意義〉，《漢學研究》24（1）：387-416。
2009 〈契約文書與臺灣史研究——以清代彰化縣萬丹坑隘的成立為例〉，《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5：5-12。
李季樺
1989 〈清代「番兒至老而無妻」原因初探——以竹塹社為例〉，頁73-106。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編，《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2006 〈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臺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上）〉，《臺灣風物》56（4）：13-38。
2007 〈王朝道德與族群慣習之間——試論清代臺灣竹塹社「異姓宗族」的形成（下）〉，《臺灣風物》57（1）：21-67。
李信成
2004 〈清代平埔族大遷徙的先驅-潘賢文事略〉，《中國邊政》160：35-59。
2014 〈清代邊區設治與原住民族治理——以楊廷理創設臺灣噶瑪蘭廳為例〉，頁115-148。藍美華主編，《漢人在邊疆》。臺北：政大出版社。
林欣宜
2005 〈身分、群族關係與地方社會的發展：以清代竹塹社社熟番為例〉，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研討會，頁1-27。
邱正略
2007 〈古文書與地方史研究——以埔里地區為例〉，頁27-28。收錄於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編，《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
施添福
1995 〈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岸裡地域為例〉，頁39-73。收錄於黃應貴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5 〈清代臺灣岸裡地域的族群轉變〉，頁301-332。收錄於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4 〈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罩蘭埔為例〉，《臺灣文獻》55（4）：144-201。
柯志明
2008 〈番小租的形成與演變：岸裡新社地域社番口糧田的租佃安排〉，《臺灣史研究》15（3）：57-137。
2008 〈視而不見：地稅改革下的岸裡社番小租〉，《臺灣史研究》151 （1）：頁31-79。
2011 〈岸裡社的私有化與階層化：賦役負擔與平埔族地域社會內部政經體制的形成〉，頁59-71。收錄詹素娟主編，《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施添福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1 〈界外私墾與岸裡地域土牛界外保留區的進入和開墾〉，頁1-75。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第三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2 〈國家權力的進入與屯番保留區空間秩序的形成：清代臺灣屯番制的設立與岸裡地域大甲、大安溪流域中游夾心層地的土地安排和人群關係〉，頁1-92。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第二屆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洪麗完
1997 〈大社聚落的形成與變遷（1715-1945）：兼論外來文化對岸裡大社的影響〉，《臺灣史研究》3(1)：31-96。
2005 〈從清治下「社」之多重性質看平埔社群關係發展：以臺灣中部為例〉，《臺灣史研究》1（1）：1-41。
2007 〈清代楠梓仙溪、荖濃溪中游之生、熟番族群關係（1760-1888）：以「撫番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4（3）：1-71。
2009 〈國家制度與熟番社會關係(1790-1900)：以番屯組織為例〉，頁3-69。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張耀焜
1991 〈岸裡大社與臺中平原的開發〉，頁140-164。收錄於臺中縣民俗研究彙編，《臺中平原開發史研究會論文集》。豐原：臺中縣民俗研究會。
莊金德
1960 〈臺灣屯政之興廢〉，《臺灣文獻》11（4）：33-107。
陳志豪
2013 〈清代臺灣的番屯制度與墾莊建構：以竹塹地區的九芎林莊為例〉《臺灣史研究》20（2）：1-30。
陳宗仁
2015 〈十八世紀清朝臺灣邊防政策的演變：以隘制的形成為例〉，《臺灣史研究》22（2）：1-44。
陳偉智
1998 〈族群、宗教與歷史：馬偕牧師的宜蘭傳教與噶瑪蘭人的族群論述〉，《宜蘭文獻》33：43-72。
2009 〈自然史、人類學與臺灣近代「種族」知識的建構：一個全球概念的地方歷史分析〉，《臺灣史研究》16（4）：1-35。
陳國棟
1995 〈「軍工匠首」與清領時期臺灣的伐木問題〉，《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1：123-158。
陳秋坤
1991 〈平埔族岸裡社潘家經營地主的崛起（1699-177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35。
陳秀卿、洪麗完
2012 〈府城邊區熟番哆囉嘓社會考察：以19世紀改信基督教活動為中心〉，頁83-141。收錄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編，《海洋古都：府城文明之形塑學術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
曾獻緯、洪麗完
2015 〈清乾隆年間霧里薛溪與秀朗溪上游土地關係暨「山稅銀」性質商榷〉，《臺灣史研究》22﹙2﹚：111-150。
程士毅
1994 〈軍工匠人與臺灣中部的開發問題〉，《臺灣風物》44（3）：12-47。
黃于玲
1998 〈國家、族群與土地租佃制度——以清代噶瑪蘭廳對噶瑪蘭人的理番政策為例〉，《宜蘭文獻雜誌》33：3-42。
溫振華
1994 〈清代土牛界外的土地開墾——以東勢為例〉，頁225-269。收錄於宋光宇編，《臺灣經驗二》。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詹素娟
2001 〈有加有留（ū ke ū lâu）——清代噶瑪蘭的族群土地政策〉，頁113-138。收錄於詹素娟等編，《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03 〈贌社、地域與平埔社群的成立〉，《臺大文史哲學報》59：117-142。
2004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熟蕃」政策——以宜蘭平埔族為例〉，《臺灣史研究》11（1）：43-78。
2005 〈臺灣平埔族的身份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勢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2（2）：21-166。
2006 〈「山胞」到「民族」——臺灣原住民族身分認定政策與族群意識變遷之討論（1945-1997）〉，頁253-280。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兩岸分途：冷戰時期的社會與文化》。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8 〈熟番身分論——以日治時期的身分登錄為中心〉，頁1-19。發表於中研院民族所主辦之「文化創造與社會實踐」研討會，2008年11月7-8日
2009 〈從差異到混同——日治初期「帝國臣民」架構下的熟番社會〉，頁71-104。收錄於洪麗完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葉高華
2013 〈排除？還是放棄？平埔族與山胞身分認定〉，《臺灣史研究》，20（3）：177-206。
歐立德
2012 〈關於新清史幾個問題〉，頁3-15。收錄劉鳳雲等編《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蔡偉傑
2008 〈殖民檔案與帝國形構：論清朝滿文奏摺中對臺灣熟番的表述〉，《臺灣史研究》15（3）：25-55。
鄭螢憶
2012 〈保甲制度與部落社會：以十八世紀以來岸裡大社為例〉，頁65-110。收錄於王志宇主編，《第六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
2014 〈通事制度、信仰與沿山邊區社會：清代吳鳳信仰的形成〉，《歷史人類學刊》12（2）：51-84。
（二）外文期刊論文
Shepherd, John R.
1996 “From Barbarians to Sinners: Collective Conversion Among Plains Aborigines in Qing Taiwan, 1859-1895”. D.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20-137.
Hung, Li-wan
2014 “Uprisings, Migr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A Study of the Kaxabu in Qing Central Taiwan”, Fronit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ume 9 Issue 3, pp. 409-448。
Siu, Helen and Liu, Zhiwei
2006 “Lineage, Market, Pirate, and Dan: Ethni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Siu, and Donald S. Sutton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27-57, 285-3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林淑美
2010 〈19世紀臺灣の閩粤械鬪からみた「番割」と漢．番の境界〉，《東洋史研究》，68（4）：632-660。
2011 〈清代臺湾における「番割」と「通事」の交錯〉《NUCB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55（2）：297-310。
菊池秀明
2001 〈明清期の廣西における諸民族の移住と漢化——華夷秩序のなかで〉，頁201-220。收錄塚田誠之編，《流動する民族——中国南部の移住とエスニシティ》。東京：平凡社。
四、碩博士論文
王政文
2009 《天路歷程：臺灣第一代基督徒研究（1865-189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論。
王雲洲
2003 〈清代臺灣北路理番同知研究（1766-188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碩論。
池永歆
2000 〈空間、地方與鄉土：大茅埔地方的構成及其聚落的空間性〉。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所博論。
呂欣芸
2013 〈清代臺灣客家文人的人際網絡——以吳子光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論。
吳嘉貿
2010 〈寺廟、家族與東勢地區的客家社會（1683-1920）〉。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碩論。
林聖蓉
2008 〈從番界政策看臺中東勢的拓墾與族群互動(1761-190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論。
邱正略
1992 〈清代臺灣中部平埔族遷移埔里拓墾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
邱柏翔
2008 〈清代臺灣番屯制度之研究：以臺中東勢為中心（1782-182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論。
張隆志
1990 〈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論。
陳南旭
2013 〈清代臺灣噶瑪蘭廳的成立與社會變遷（1786-182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論。
程士毅
1994 〈理番分府與岸裡社（1766-1786）〉。新竹：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論。
黃智偉
1999 《統治之道——清代臺灣縱貫線》。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論。
詹素娟
1998 〈族群、歷史與地域——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從史前到1900年）〉。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論。
鍾幼蘭
1995 〈族群、歷史與意義——以大社巴宰族裔的個案研究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所碩論。 |
| Description: |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99158501 |
| Source URI: |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0099158501 |
| Data Type: | thesis |
| Appears in Collections: | [臺灣史研究所] 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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