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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3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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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 清代臺灣南部西拉雅族番社地權制度變遷之研究--以鳳山八社領域為範圍 |
| Authors: | 楊鴻謙
Yang Hong-Chein |
| Contributors: | 顏愛靜
楊鴻謙
Yang Hong-Chein |
| Keywords: | 西拉雅族
鳳山八社
分割地權
業主權
田主權
番地
一田二主制
Siraya
Feng-Shan eight tribes
Split Ownership
large-rent right
small-rent right
Tribal Land
Two Tiers of Owners
Village Aborigines |
| Date: | 2002 |
| Issue Date: | 2009-09-18 16:07:38 (UTC+8) |
| Abstract: | 台灣原住民族有平埔原住民族（簡稱平埔族）及高山原住民族（簡稱高山族）二大族群，西拉雅族為平埔族群之一，鳳山八社為西拉雅族之支系。從財產權的制度變遷得知，自然資源權屬是從開放性共用資源、共有財產以迄私有財產制度之形成，人類經濟活動從狩獵採集轉變為定居農業時，正式形成私有財產的產權型態。荷蘭據臺以前，臺灣島上全屬番地，而分布於臺灣南部屏東平原的鳳山八社，以狩獵、漁撈及游耕為其主要之經濟活動，對於土地並無所有權的觀念，土地是共有的，頗為類似「封閉的共用資源」，已略具排他性質。在清治以後，由於漢移民不斷湧入，荒埔地逐漸減少，為提高番地之生產效能及維持社番基本生計，鳳山八社傳統之經濟活動，當須配合改變，然而，生產型態及技術之改變，不僅形成水田稻作農業，亦導致番社土地由共有型態轉變為地權私有化。
清治時期，分割地權或一田二主制為屏東平原傳統地權制度之一，分割地權是將所有權區分為業主權（大租權）與田主權（小租權），清廷為保護社番之地權，禁止漢人私墾荒埔地，鼓勵社番自行墾耕番地，如社番不自墾，准許番社或社番將番地租與〈給墾或佃批〉漢人，漢人以「代番輸餉」方式合法取得番地小租權，而番社仍保有大租權，爾後並形成在同一番地上存有大租權與小租權，而且可以各自分別處分其權利。另者，部分番地大小租權皆屬社番所有，社番因乏銀費用而典賣小租權，番業主僅剩收租權。因社番在經濟上屬於弱勢者，如以番租做擔保，向漢銀主典押或借貸，當期限期滿時，社番常無法清償，番租則繼續歸漢銀主收租，形成社番「地權虛有化」，本研究將以自行繪製之「清治時期鳳山八社番租分布圖」及「清朝晚期鳳山八社社番人口分布圖」予以驗證番業主地權虛有化的事實。
質言之，本文係從制度變遷理論，配合西拉雅族番契，探討西拉雅族番社地權從傳統共有地權、私有地權形成至虛有地權之變遷過程。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文獻評述及建立分析之理論基礎。第三章從清康熙及乾隆年間臺灣輿圖與日據初期之調查圖中，說明鳳山八社之傳統領域範圍，並以文獻史料、部分番契內容，探討鳳山八社傳統地權制度。第四章是以誘發性技術變遷及強致性制度變遷，探討鳳山八社共有地權變遷為私有地權之過程。第五章從番契內容分析地權結構之演變，以實際案例計算番大小租權價格差距，並證明地權虛有化的事實。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
In Taiwan aborigines have Pingpu people and Mountain people. Siraya is one of Pingpu people, Feng-Shan eight tribes are branches of it. The property-rights configur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had transited from open access common resources into closed access common property, and then from latter into private ownership from the view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property rights. It had formed common property into private ownership, when people’s livelihood changed from hunting and gathering into settled agriculture. Before Dutch occupying, all Taiwan was aborigines’ land, Feng-Shan eight tribes’ population spread in Pingtung Plain of southern Taiwan. Hunting, fishing and farming were Siraya’s livelihood mostly, there was no concept of ownership, and land was used in common. As the land area was used only by village man, it was similar to “the closed–access common resources” which had the feature of exclusive communal property. After Ching Dynasty, owing to Han Chinese had moved into the southwestern Taiwan, wild plains decreased gradually. To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efficiency of tribal land and sustain basic needs of living, Feng-Shan eight tribes’ people must change their traditional livelihood. As rapid growth of Han Chinese and Siraya people, and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for paddy rice farming, the tribal land rights had transited from common property into private ownership.
Split ownership or two tiers of owners wa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land tenure in Pingtung Plain in Ching era, it distinguished what were called large-rent and small-rent rights. In order to protect tribal land rights and encourage village aborigines to plant their land, Ching Government prohibited Han Chinese from developing wild plains illegally. However, if aborigines did not need to develop the tribal land, Ching Government permitted Han Chinese to rent tribal land. Han Chinese obtained small-rent rights of tribal land by paying the tribal tax, the tribe only kept residual large-rent rights. Therefore, the tribal land rights were divided into split ownership which was called large-rent and small-rent rights. Any owner of those rights could either manage them by themselves or sold them out. Otherwise, large-rent and small-rent rights of some tribal lands belong to village aborigines, some of them sale small-rent right for lack of money. Village aborigines had left nothing but right for collecting rent. Because village aborigines were very poor, they had to borrow some money from Han lender and mortgage their rent to lender. Village aborigines could not amortise the debt usually, if the appointed pay off date reached. As a result, the right of collecting rent belonged to Han lender continually. Formally village aborigines had the large-rent rights, but they were deprived gradually, the large-rent rights turned out empty. This research will prove that by the spread drawing of tribal rent in Ching era and spread drawing of tribes’ population in late Ching period.
In shor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land rights of Feng-Shan eight tribes by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Through deliberation of Siraya private documents, we can conclude the property rights of village aborigines were transited from communal right into private ownership and turned out to be emptiness or only face right. This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introduction. Chapter two is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y deliberation. Chapter three explains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y of Feng-Shan eight tribes by Taiwan maps of K’ang-hsi and Ch’ien-lung period and investigation map in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explores the traditional land right system of them to utilize historical article and folk contract. Chapter four explores their land rights had transited from common property into private ownership from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mpose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Chapter five analyzes evolution of tribal land rights, calculates difference of values between large-rent and small-rent rights and proves that the large-rent rights were turned out empty from folk contracts. Chapter six is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
| Reference: | 中文部分
1. 六十七（1744），「番社采風圖考」，台灣文獻叢刊第９０種。
2.王益滔（1964），「光復前台灣之土地制度與土地政策」，台灣銀行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
3.王瑛曾（1764），「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一輯，臺北：臺灣大通書局，民國七十三年出版。
4.王澤鑑（民83），「民法債編總論」，臺北：三民書局。
5.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初版一刷，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伊能嘉矩，江慶林等譯，「臺灣文化志」（下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年六月。
7.伊能嘉矩著（1904），溫吉編譯（1957），「臺灣番政治」，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8.村上直次郎日譯，郭輝中譯（1970），「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冊、第二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五十九年六月。
9.汪大淵（元朝順帝至正年間），「島夷誌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一九種，民國五十年九月。
10.江日昇（明鄭），「臺灣外記」（共三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60種，民國四十九年。
11.李壬癸（民81），「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臺灣風物》第四十二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一年三月，頁233。
12.余文儀（1762），「續修台灣府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一種，民國五十一年。
13.何培夫主編（民84），「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高雄縣、高雄市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民國八十四初版。
14..阮旻錫（明鄭），「海上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24種，民國四十七年八月。
15.沈葆楨（1874），「沈文肅公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16.宋增璋（1980），「台灣撫墾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7.周元文（1710），「 重修台灣府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六六種，民國四十九年，簡稱周志。
18.林英彥（2000），「不動產估價」九版，台北：文笙書局。
19.郁元英（民61），「所有權之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
20.郁永和（1717），「裨海紀遊」（全），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民國七十二年三月臺一版。
21.岡松參太郎（1910），陳金田譯，「臺灣私法」第一、二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七十九年六月。
22.東嘉生（1955），周憲文譯（1985），「台灣經濟史概說」，帕米爾文叢台灣史系列，台北：帕米爾書店。
23. Coyett et Socii（1661），周學普譯，「Verwaarloosde Formosa」，臺灣經濟史三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八十二年。
24.周鍾瑄（1717），「諸羅縣志」，臺北：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一輯，臺灣大通書局印行，民國七十三年。
25.洪英聖（民88），「畫說乾隆臺灣輿圖」，行政院文建會中辦。
26.柯志明（民90），「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7.范咸（1746），「重修台灣府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一Ο五種，民國五十年。
28.施添福（1990），「清代臺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69期。
29.施添福（1998），「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的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
30.高拱乾（1694），「台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二年。有清一代，修「臺灣府志」者，先後有五次，最早是清康熙三十三年任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按察使高拱乾所修，簡稱高志。
31.許木柱（民81），「台灣與菲律賓母系社會的文化類緣關係―方法論的探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區域研究組『區域研究的回顧』小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八十一年十月，頁2。
32.梁希哲等著（2001），「雍正皇帝」，臺北縣中和市：知書房出版社，民國九十年。
33.黃富三（民70），「清代臺灣之移民的耕地取得問題及其對土著的影響」，《食貨月刊》第十一卷第二期，民國七十年五月十日。
34.連橫（1983），「臺灣通史」，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臺一版。
35.張紹和（明朝），「東西洋考」，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19種，民國五十年九月。
36.張耀錡修撰（民72），「台灣省通志稿」，卷八，同冑志，第三冊第十三篇平埔族，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民國七十二年三月。
37.黃叔璥（1722），「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文獻 史料叢刊第二輯，臺灣大通書局。
38.陳文達（1720），「臺灣縣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39.陳文達（1719），「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四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五十年。
40.陳秋坤（民86），「清代台灣土著地權」（1700-18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二版。
41.陳秋坤（2002），「清代搭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等主辦，文化差異與社會科學通則：紀念張光直先生學術研討會，2002年3月1-2日。
42.陳秋坤（民90），「清初屏東平原土地佔墾、租佃關係與聚落社會秩序—以施世榜家族為中心」，收錄於陳秋坤、洪麗完主編，《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1600-1900〉》，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90年4月。
43.陳倫炯（1744），「海國聞見錄」（全），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民國七十二年三月臺一版。
44.陳盛韶（1833），「問俗錄」，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西元1991年10月。
45.溫豐文（1984），「現代社會與土地所有權理論之發展」，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三年。
46.楊英（明鄭時期），「從征實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51種，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
47.楊鴻謙（民91），「清代臺灣南部西拉雅族鳳山八社大小租權價格之分析」，《土地經濟年刊》，民國九十一年九月。
48.楊鴻謙（民87），「荷蘭及明鄭時期對臺灣早期經濟活動之影響」，《臺灣經濟》，第261期，臺灣省政府經濟建設及研究考核委員會編印，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49.趙汝适（宋朝），「諸蕃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19種，民國五十年九月。
50.潘英（1996），「臺灣平埔族史」初版，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五年六月。
51.潘稀祺（民87），「找尋平埔族的足跡–南縣西拉雅族的分布與祭儀」，《大自然季刊》第50期，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民國八十七年四月。
52.劉良璧（1743），「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共四冊），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民國七十二年三月臺一版。
53.蔣毓英（1686），「台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二年。
54.諾斯•道格拉斯（North, Douglass C.）著（1981），劉瑞華譯（民84），「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台北：時報文化。
55.謝在全（1994），「民法物權論」，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修訂版。
56.薛志亮（1807），「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二年六月。
57.蕭全政（1994），「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再版二刷。
58.戴炎輝（1979），「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六十八年。
59.戴炎輝（1969），「中國法制史」再版，台北：三民書局，民國五十八年。
60.戴蒙.賈德（Diamond Jared）（1997）著，王道還、廖月娟譯（1998），「槍砲、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Society），臺北：時報文化。
61.韓西庵（民42），「台灣山地人民之經濟生活」，台灣銀行季刊第四卷第二期。
62.簡炯仁（民88），「屏東平原先人的足跡」，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63.簡炯仁（民89），「熱蘭遮城日誌有關『搭加里揚』社址及其遷徙之初探」，《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西元2000年10月23-25日。
64.顏月珠（民81），「現代統計學」，臺北：三民書局。
65.顏愛靜（民88），「農地利用理論之分析」，收錄於現代地政理論。
66.顏愛靜（民87），「台灣地區原住民各族群土地制度變遷之研究—總論篇」，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研究，中國土地經濟學會，民國八十七年六月。
67.顏愛靜（民88），「台灣地區原住民保留地制度變遷之研究」，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委託研究，中國土地經濟學會，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68.蘇志超（民79），「土地政策之比較研究」，臺北：文笙書局。
69.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及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十輯計一百十二冊共有古契文書12,505筆，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70.內政部（地政司），「研商『原住民族與臺灣政府新夥伴關係』文件『與臺灣原住民族締結土地條約』事宜會議資料」，民國九十二年五月。
71.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資料，民國九十二年。
72.《清會典臺灣事例》（1899），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四輯，臺北：臺灣大通書局。
73.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民國八十二年九月。
74.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昭和八年），「新港文書」，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75.《清高宗實錄選輯》第一冊，臺灣文獻叢刊第186種，臺灣銀行經研室，民國五十三年。
76.《清一統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四輯，臺灣大通書局。
77.《台灣輿地彙鈔》（清康熙年間至光緒年間），中國方志叢書.台灣地區.第四十六號，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二年三月台一版。
日文部分
1.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二冊，檔號：4196~4459。
2.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4），「大租取調書」，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典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特藏資料庫。
3.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上、中、下三卷），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明治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典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灣特藏資料庫。
英文部分
1.Alan Ryan（1987）, Property, Great Britain.
2. Chen Chi-lu（1988）,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Taipei：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Inc.
3.Campbell,William,ed.（1903）,Formosa under the Dutch：descriptions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4.Douglas C. North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5.Douglass C. North(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Douglass C. North and Thomas R.（1977）, The First Economic Revolu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30：229-241.
7. D.R. Denman（1957）, Origins of Ownership, London：University of Cambridge.
8. Daniel W.Bromley（1989）, Economic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Great Britain by Bookcraft （Bath）Ltd.
9. Eirik G. Furubotn and Rudole Richter（2000）,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0. John Robert Shepherd (1995),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1.Ostrom,E.(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Robert D. Stevens and Cathy L. Jabara（1988）,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inciples：economic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3.Schmid A. Allan (1987), Property, Power, and Public Choice—an inquiry into lawand economics, 2nd ed. New York: Praeger.
14.Ward H.Goodenough（1966）, Property,Kin,and Community on Truk. America：The University of Yale Press.
15. Yujiro Hayami（1997）, Development Economics-from the poverty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
| Description: |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研究所
84257505
91 |
| Source URI: |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0084257505 |
| Data Type: | thesis |
| Appears in Collections: | [地政學系] 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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