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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機構典藏 > 文學院 > 中國文學系 > 學位論文 >  Item 140.119/8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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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名: 唐詩演變之研究：唐詩近代化特質形成初探-
    作者: 高大鵬
    贡献者: 王夢鷗
    羅宗濤
    高大鵬
    日期: 1985
    上传时间: 2016-04-01 17:02:18 (UTC+8)
    摘要: 一、撰述之動機與全文之旨趣：
    唐代為吾國有數之盛世，亦世界文化之高峰，其聲教所被，遍及東亞，形成所謂「東亞文化圈」，為東亞各國共同之文化母體，並儼然與西方文化分庭搞禮、各領風騷。抑唐代不僅為東亞近代文化之母體，即以世界史觀而論，亦領先西方跨入近代數百年，厥為世界近代文化之先驅。蓋唐代文化多方具備近代之特質，亦且多方影響西方世界，助其擺落中古而入於近代。故不論由文化特質或中西交通以觀，唐代皆是近代文明之奪標者，其功不僅在中國、在東亞，更且深具國際性、世界性之意義。
    惟晚近西風東漸，斯文疲敝，國人震懾於聲光電化、船堅砲利，逐漸失其民族自信，中心無主，乃不免捨已徇人，事事隨西方為移轉，終至指鹿為馬，並本國歷史之真際亦不能得明確之認識矣。而西方挾其威勢之盛，更不免以「西方中心」看東方世界，動輒判中國為中古，非藉西方文化之外鑠不足以躋入近代世界之林。列強之凌人如彼，國人之自貶如此，風會所趨，莫之能禦，近百年來之中國研究，遂深陷於「西方中心」論之泥沼中，愈不能自拔矣。
    雖然，學術之真理終不可久掩於現實利害之下，西方青年一代學者由實事求是之深入研究中，久而發現「西方中心論」之偏頗，乃漸能跳出前輩「中國通」之窠臼，「以物觀物」、以中國論中國。八○年代以來，已漸能為持平之論，不復以中國為西方之回應而存在，不復以傳統與現代為互不相容之敵體，尤不敢再為帝國主義思想覓藉口，其卓然有識者，更進而試圖建立以中國為本位之中國歷史觀。其事雖在萌櫱，方興未艾，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世界學術脈動所趨，終將使中國歷史真相大白，而能為正確之斷代與平允之詮釋，此一代之盛事也，吾人拭目以待之可也。
    惟西方學者之中國研究，仍集中於現代史之範圍，對中國近代化之本源迄未有根本之認識。彼等雖能悟及中國自有其推陳出新之內在動力，然於此內在動力之來源並無深入之體認。惟此事或永不能期待於外國學者，而必須「反求諸已」，由垂直之歷史研究與水平之文化比較，乃能識其大體，明其會通，進而察知中國近代化之質性，有其普遍性亦有其特殊性，與西方近代化相比較，其利弊得失之間，可深思者多矣。
    二、內容提要
    本論文斷唐代為中國正式近代化之開始，由唐詩中具有近代文明精神之特質以證明之。其基本方法，在以史明詩，復以詩證史。兼具外緣研究與內緣研究，兩種途徑。第一章緒論，首斷唐代為吾國近世之開始，亦世界近世之先進。蓋西方之言近代化者，首推黑格爾、麥偉伯及索羅金等人。彼以客觀化、理性化、世俗化及實感化為近代文明之特質，而唐代文化實已充分顯示此等特質，較文藝復興更早約七、八百年邁入此等境界矣。唐代近代化之內容與西方不盡相同，乃就基本原則而論，實處處與之暗合。惟向來學者多由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思想等方面以比較，然而中西雙方之歷史內容固不可能相同，執實以論，不免治絲益棼。而言為心聲、詩以言志，由詩文可以透視一時代文化精神意趣，而不為表面事項所拘。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中區玄覽，以應無窮。以史明詩、以詩證史、詩史互證，固當代觀念史之所擅勝場者也。本論文欲就唐史以明唐詩，復由唐詩以證唐代文化之歷史意義，蓋亦有得於觀念史之啟發者實多。
    第二章「集團文學之延續與突破」：李唐之建國，制度多取諸北朝而文華多承自江左。南朝風流允為太宗所好，故自其為秦王始，即大開館閣、廣招學士，文學集團之模式視南朝有加無已，而集團文學之特質亦相沿而勿替。故初唐詩文之風實為六朝之延續，所謂君主好文、佞人詞麗，翰林之作，典麗工巧，重形式、技巧而輕情志、內容，集團性高於個人性，要為一種客觀主義與形式主義。館閣之風影響科場，而科場乃成官場之反映。久而詩律普及，技巧精熟，民間文風大開、作者益眾，漸不復為形式所拘、技巧所縛，個性乃得解放、風格尤趨多元、情志愈見抒發，則六朝集團文學之模式終為所破，而唐人之新聲豁然以出。
    第三章「普遍人性之肯定與個人風格之發揚」：隋創進士科而不能得人，蓋以君主猜忌之意刻，而反智之情深，故隋之藝文無足稱者。唐初君臣以亡隨為鑒，反其道而行，力行仁信，其「人之概念」大幅提高，乃使科舉大見機用，其求才也殷，其得人也眾。進士科促進社會流動之活絡，使寒素上遂，人才競出，蓋亦有得於太宗之平民意識與才能主義。而太宗復銳意減除門第勢力，打破集團壟斷，獎進個人、抑制朋黨；集團勢力既遭忌，個人之才具乃見重，其消長之勢，實大有利於個人（文學）風格之發揚。個人性取代集團性、普遍性淹沒階層性，蓋亦政風影響文風之自然結果也。
    第四章「社會流動與文化流動」：唐初君臣相得，情同一體，君臣之際頗以真性情相接，貞觀朝風影響繼體之君，故唐世朝儀疏簡不隔。朝風疏簡有利於文風開放，而唐世君主尊重諍諫更促成言論自由及雅俗相化。蓋士人「以詩為諫」蔚為風尚，作民喉舌視為天職，故其詩歌，反映民俗。而仕子出身民間，藉科舉而上達，其身分介乎上下之間，見於詩文製作者，乃能同時兼及形式主義與平民精神，雅俗之界遂以突破、士庶之分遂以漸泯。初唐以降律體與樂府頗呈融合之勢，其文化流動蓋亦社會流動暢遂之直接反映也。
    第五章「由政治文化背景看唐詩典範精神之成立」：太宗以納諫開唐世政治自律之風，君權所受限制實較他代為多。納諫化為客觀制度，一方面提高士人之言權，且亦養成唐人重法守法之精神。此一尚法精神由政治影響及於文化各層面，舉凡書畫、史學無不尚法，律令之學亦登峰造極。尚法重律之風內化為文學中之客觀精神，乃成唐代文學之重要特質。而唐人以混一宇內，光被四夷，其立國精神積極奮發，已非六朝所及。唐初君臣頗致力於立典訂律，雖不免矜張造做、粉飾太平，然以立國所需，故其建立典章垂型萬世之志實深具理想性與建設性，視南朝消極拘忌之意乃遠為積極矣。唐代雖承繼六朝以來聲病之考究而成律體，而以立國精神不同，故唐詩之律法實已轉消極為積極，自有其正面建立典範之志意存焉。是以大唐新體詩未可全視為南朝詩之延續，而自有其獨特之精神意趣，及劃時代之歷史意義。
    第六章「唐詩凡俗化之特質」：唐代因經濟繁榮、教育普及，與乎進士科之發達，在在助長詩風之全面發展。隨社會流動之暢旺，唐詩於初盛唐間實已臻「普遍參與」之境，人無分男女、士庶、僧俗、華夷皆能為詩，其事有若現代之「大眾傳播」者然，浸然形成所謂「全民文化」。由於全民參與創作，而詩歌之真生命以出，遂不復受制於科場，而漸成獨立之發展。不惟創作獨立，而詩文評亦漸獨立，士子收名定價，往往須視其普及之程度為轉移。士子出身民間，為民喉舌，更有意改良民歌與俗同化，為溝通雅俗，使上下相聞，無形間乃使詩歌趨向口語化發展。唐代社會富裕，士庶之分漸泯，中唐以降詩歌尤好俗調，以描寫城巿庶民生活、歌詠物質文明。生活重享受，詩歌亦由生活藝術之摩寫而本身亦成為生活之藝術。為生活而生活，為藝術而藝術之作遂以成風。故文學之凡俗化反有助於文學之唯美化，大眾文學與唯美文學間之辯證性關係，頗與近代歐洲文學發展相類，特歐洲文學發展至此已是十九世紀間事，去晚唐蓋已千年矣。
    第七章「唐詩客觀化特質」：唐代制度優美深具客觀精神，政權之分化獨立足見為近代之表徵。唐人富於實踐理性，能將理性客觀化為法令制度，亦能將其感性客觀化為詩文制作。政治透過科舉內化為士人之習性，其詩文制作自亦表現出客觀精神，故政事與文學實為一體之兩面，同為唐人客觀精神之具體實踐。唐人尚法，乃由方法論之研索而為新典範之建立，近體之作因以產生，而杜詩乃成此新典範之代表，律體更為客觀精神之最高表現。唐人方法意識強烈，書畫、史學、律學無不如此，詩學亦不例外，「詩格」之發達允稱一代之盛，詩學方法論亦終脫離科場而呈獨立自律之發展。至於詩歌本身，則格律之外，又崇尚意象之客觀呈現，求不落於主觀之言詮。王維、杜甫、韓門詩人，以至李賀、李商隱等皆嘗致力於此「意象主義」之開拓，遂使唐詩步步趨向額觀發展之極致。可注意者，客觀主義、意象主義正為西方現代詩之先導，而唐詩領先約千年以上。詩文評之意象化西方至十九世紀乃成，視唐代亦屬後進。唐人以意象詩論詩之風，西方遲至本世紀初乃見，凡此皆可證明唐詩近代化之早熟。再者，唐代有大量社會詩，尤具客觀性與實存性，與西方近代社會主義文學之精神亦若合符節。社會詩中變絕對精神（國際主義）為客觀精神（國粹主義），尤為近代文化之一大特徵。至於由唐詩「文學中之理性」演變為宋詩「理性中之文學」，則尤屬文學史中至堪玩味之課題也。
    第八章「唐詩實感性之特質」：重視實感（感官經驗）為近代文明之特質，而唐詩於感官經驗實有充實光輝之表現。大抵盛唐以前詩重視聽二境，為「觀想詩」，中晚唐以降則漸重香、味、觸等實感之境，為一種「實感詩」。實感由附庸蔚為大國，唐詩感官性之豐富亦歷代之冠。不惟感性發達，中唐以還，其詩且能「六根互用」、「官知交融」達成感官經驗之整合，此事西方至十七世紀「玄學詩人」始發其端，降及二十世紀乃蔚為風尚，群趨以赴，以感官之整合為現代詩之最高祈響，而唐詩乃成之於千餘年前，不謂之現代詩之先驅者可乎？唐詩實感性之發達，除詩歌本身發展之內在脈絡外，實與唐人生活有莫大關係。蓋唐人頗耽聲色之娛，林園之精麗尤見其生活藝術之考究。而唐世以道教為國教，唐世道教頗重感官經驗，士大夫服鍊之風烈於江左，女冠服用之精、俗情之深亦頗助長道教之實感態度。宗教生活化、生活藝術化，流風所被，乃使大唐文化成為一種「實感文化」，其事正與近四百年西方文明之發展合轍，蓋實感也者正為近代文明之特質，而異於中古，下啟乎現代。文學反映文化，是以不僅唐詩為現代詩之先驅，而大唐文化尤為近代文明之先進，可謂信而有徵，有不容忽略、抹殺者存焉。
    結語：當代西方學者咸以文藝復興時代為近代之伊始，上變中古之風，下開現代世界。然歸納其說，則吾唐早已具備近代特徵且有以過之——客觀化、理性化、凡俗化、實感化，皆視西方為先進。今史學家往往斷宋為中國近代之始，由政治詩文以觀，則唐代之近代化程度大有過於後代者，本文特為拈出，表明有唐為吾國乃至世界近代化之大關鍵。近代化不必等於西化，古今亦不須互相為敵，知中國自有其內在發展之動力，則商量舊學、培養新知，或可為中國化之現代化提供一平和中正之線索，斯述者望外之幸焉。
    描述: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資料來源: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A2002000010
    数据类型: thesis
    显示于类别:[中國文學系] 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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